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不久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出，为将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自2024/25学年起，香港八大院校非本地学生限额计划由此前的20%提升一倍至40%，实际扩招人数约为1.4万~1.5万人，其中包括学士学位、副学位及硕士学位项目人数。这意味着我国内地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入读香港高校。
香港高校在扩招非本地学生的战略选择中有两种方向。其一是非常自然的想法，即从高中生中直接招生；其二则是从大学本科二年级中招收转学生，直接到香港入读大学三年级。后者的招生方向类似美国的加州大学系统，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22年录取了5961名转学生，实际报到3565人。
笔者建议，后一种招收转学生的做法应成为香港高校扩招的主要方向。
香港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核心任务并不仅在于扩大高校在读学生规模，更在于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与曾由加拿大女王大学转学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一样，相比从高中直接录取的一年级学生，从其他大学选拔、录取的转学生具有难能可贵的“流动”特征和“学缘异质性”特征，因而有更大概率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
首先，转学生的眼界更为宽广。《庄子·秋水》篇中，北海若在与河伯对话时有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学生如果长期在一所高校，会造成某种识见的局限，其中以“井蛙”为喻的学生，其识见主要局限于所处的空间——狭窄的井中；以“夏虫”为喻的学生，其识见主要局限于其所处的个人时间——短短的夏天中；曲见之士的识见则局限于其所受的教育中。
本科四年一直在一所高校学习，作为固定空间的大学就会形成类似“井”般的束缚和局限。学生如果有机会转学到新大学，相对于旧大学，新大学便构成一种场域的解放。学生在开阔的视野中，对未来会有新的领会、新的抱负，以及有不同以往的筹划。
其次，转学生具有“流动”特征。钱学森发问如下：“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老的这段话中，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汉语动词词汇——“冒”。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略。
“冒”的英文为emerging，即涌现。自然中的一种涌现是泉水的涌现，或者说，是承压水的地面冒头。如果将学生比作水，那么水在何种情况下能涌现呢？至少静止的水是很少涌现的。
当下，很多高校正在推动的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中，学生本科4年甚至6年、8年都固定于一所校园，学生就类似湖泊中的“死水”。即使湖泊非常美丽，湖泊中的水也很少涌现。
能够“冒”出来的水一般是流动的。学生如果在本科期间转学一次，相对于4年在一所校园的“死水”般的学生，当然会成为流动的水。流动的学生，其鲜明标志就是学缘异质性。
以上即是转学制度的基本哲学原理。
历史上，我国高校对转学一点都不陌生。根据学者张铭雨、李思楚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通过转学录取学生已经成为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其一流大学建设不可忽略的战略。1926年—1930年，清华大学录取转学生人数占总录取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0%、6%、18%、11%、21%。总体而言，该校录取的转学生占总录取人数的比例一般在 10%到 20%之间，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0%以上。
民国时期的转学政策和制度为大量拔尖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清华大学培养的众多知名学者中，许多人也受益于转学，如江泽涵、曹禺、宗璞、于光远等。抗战时期，朱光亚、李政道也因转学而有机会入读西南联大。
根据笔者小组的研究，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高等教育转学制度灵活而多样，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产生了重要作用。很多院士曾在本科期间转学，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他在本科期间曾四次转学。当时，转学的原因包括院系调整的因缘际会，也包括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动招生。比如，陈佳洱先生就曾受命到全国多所高校招收学习原子核物理的转学生。
如前文所言，此次香港高校扩招人数约1.4万人~1.5万人。假设其中本科生为1万人，如果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招生，则每年只能扩招约2500人；如果采取第二方向扩招转学生，由于转学生主要分布于三、四年级，因而每年可以扩招5000人。假设5000人中有4500人面向内地，则将大大提高内地高等教育系统的流动水平，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
当下，我国内地转学政策的主要特征为“一般不得转学”“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的学校完成学业”。如果香港高校大规模招收转学生，将促使转学政策有所松动，促进我们观念的进步和提升。希望此次香港高校的扩招可以给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跃迁带来一个弥足珍贵的契机。
大学香港高校扩招录取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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